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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剧这几年跑得快，剧本被偷的事也跟着多起来。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今年3月处理的一起案子，把这类纠纷的边界划了一遍：一部还没开机的短剧剧本，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受保护。
2023年5月，禹某进入重庆一家传媒公司，签了员工保密协议，岗位是制片助理，负责统筹制片。这个岗位级别不高，位置却关键，剧本、拍摄计划、上线节奏他都能接触到。
2023年12月到2024年1月，公司独立创作了短剧剧本《又是一年除夕夜》，又名《我的漂亮妈妈》，准备拍成短剧上映。为了护住这个还没公开的创意，公司把剧本上传到内部的飞书办公系统，限定了接触人员范围，访问和下载都留记录。
2024年1月20日，禹某用自己有权登录飞书的职务便利，把剧本下载下来，存进了U盘。1月底，他借工作机会把剧本交给另一家制作公司。那家公司并不知情，后来把剧本拍成短剧，在各大平台上线播放。权利人核算的创作成本损失是34.2万元。
按常识，剧本属于作品，侵权该找著作权法。可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护的东西并不一样，弄清楚这个分工，这个案子就通了。
著作权保护的是已经固定下来的独创性表达，作品公开之后照样受保护，判断侵权看的是实质性相似。商业秘密保护的是没有公开的信息，前提是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，一旦公开就不再是秘密。
剧本还停在筹备阶段、没有上线的时候，它的价值不在于“这是一部作品”，而在于“别人还不知道这个故事”。这个阶段商业秘密更贴合，因为泄露造成的损失就是创意被抢先用掉。等短剧上线、公开播出了，商业秘密这条路自然走完，著作权接手，那时候拼的是谁先发表、谁构成相似。
所以这起案子的实际意义，是把两套保护的接缝处补上了。剧本从创作到上线，中间有一段既没公开、也还没形成市场认知的时间，过去这段基本靠自觉，现在有了执法先例。
通报里提到一个细节，公司把剧本放在飞书上，限制了接触人员范围，记录了访问和下载情况。这几个动作本身，就是“采取了保密措施”的证据。
很多文创公司在这块是空的。剧本存在微信群里，建个临时讨论组就开工，谁都能转发，谁都能另存，等到出事，连“我们做过保密”都举不出来。飞书、钉钉这类办公系统的权限和日志，平时看着是管理工具，真打起来就是证据链的第一环。
短剧的生产链条短，出口却不少。剧本要经过编剧、制片、导演、平台审核、外部承制方，一份文件在微信、飞书、邮箱之间转几手是常态。禹某这个岗位能接触到剧本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在于他下载的时候没有任何一道程序要求说明用途，也没有人在他拷走之后核对过一次。多数公司的剧本管理就到这里为止，谁要看就给，看完也没人回收。
同一个道理放在其他行业也一样。设计公司的图纸放在共享盘上，全公司可读可下载，事后说“这是我们的核心图纸”，说服力就弱了一大截。保密措施靠的是系统里实际配置出来的限制，制度里写的那句话不顶用。
损失按创作成本算，34.2万元。最终罚款5万元，从轻的理由是禹某案后主动退赔。
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还是那个老问题：行政处罚管的是违法行为，不管填平损失。权利人真正能拿回的赔偿，要么靠协商，要么走民事诉讼。文创行业的维权成本高、周期长，很多公司算完账就放弃了，这也是这类侵权反复发生的原因之一。
对做内容的人来说，这起案子给出的东西比罚款数额实在。创意在没有公开之前是商业秘密，公开之后才是著作权，两套保护得接得上，中间那段空白只能靠内部管理填。剧本存在哪里、谁能看、下载留不留痕，这些琐碎的决定，决定了出事之后有没有牌可打。
本文来源：阿里研究院，信息安全平台
主笔专家：刘庆功
责任编辑：编辑部-赵星然
最后更新时间：2026年10月27日
